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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意与理性之间的中国法治

2018-10-12 22:09:16
在诗意与理性之间的中国法治

如何获得良善的生活,这是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一直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为了追求良善的生活,不同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社会组织方式,而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又是由特定的价值体系与思维方式决定的,反映出特定时代人们的秩序观。

揆诸东西方的历史,先贤们都渴望以自然为模式建立人间的理想秩序,法学家於兴中先生从人的秉性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的秉性包括了理性、感情和信仰三个维度,也就是智性、心性和灵性,这三个维度的各种表现形态造成不同的文明秩序。智性对应于法治文明秩序,心性对应于道德文明秩序,灵性对应于宗教文明秩序。“古代中国人以法自然始,以道德秩序终;西方人以自然为模式,终以宗教秩序和法律秩序交替并存”。这一论述是具有启发意义德秩序。

於兴中先生指出,在道德文明秩序中,人生的意义是重要的关怀。这种关怀是如此强烈,以致使人的秉性的培养和人的基本需要对立起来。然而,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生命的必需之上,人的秉性的发展,必须以人的生存为基础才会有效。法治文明关怀的则是生命的必需。法治为人们的生存勾画了一条理性的底线规则,以法律的权威遏制了专制和独裁,同时又为人们在底线之上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平等的保障。因此,在当代社会,诗意的道德秩序必将被张扬理性的法治秩序所取代。

马克斯 韦伯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追求正当性,追求人生的意义。毋庸讳言,根植于近代政治哲学之上的当代法治理论,在支撑人们寻找心灵家园、实现人生的意义方面,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起点正在于广泛而深刻的人文关怀。它关注人格完善,提供了一套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因此,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之下,探寻传统文化的支撑,在法律的实践中汇通古今,在法治的理论创新中进行中国叙述,应是我们当代学人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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