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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里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2019-02-27 20:28:53

山坳里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提起“开国大典”,人们自然联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时的难忘景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举行的次开国大典。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18年,即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赣南偏僻的山坳小城瑞金,也举行过一次场面热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时主持那次“开国大典”的毛泽东、朱德等人,也正是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角。人们不得不惊叹: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竟成为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预演!

一、新型共和国的酝酿与筹备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她建立之初,就不隐瞒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崭新的人民政权。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较长时间里,还无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府。30年代初,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运动的开展,共产国际出于革命斗争策略上的考虑,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张。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的任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李立三等,立即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着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筹备工作。1930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再讨论正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5月20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出了在本年11月7日召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决议。为实现这一计划,大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少共中央等9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具体负责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7月中旬,“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在上海召开次会议,通过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工作计划大纲》、《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决定8月20日召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并向全国45个党团组织、革命根据地、革命团体和红军军级单位发出邀请书,希望届时参加。但由于交通阻隔及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各地代表们不能按期到会,致使“苏准会”被迫推迟。

直到9月12日,由各苏维埃区域及重要城市选举出来的30多位代表才克服重重困难,会聚上海,召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式成立“苏准会”。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苏维埃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和《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等;会议宣布将原定11月7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次代表大会,延期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

按照此前李立三的设想,中华苏维埃次代表大会要在中共控制的一个中心城市召开,并在那里成立中央政府。但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意见略有分歧。1930年7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要求中共将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在较为巩固的苏维埃区域。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了《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建议把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立三打算在红军攻下长沙后,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但因为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未克,使这一计划流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地点和日程问题。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筹备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并未停止。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提高对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意义的认识,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奋斗。此后,《红旗》陆续发表了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等文件。10月18日,“苏准会”在上海开会,作出重要决议:全国苏维埃次代表大会再度延期,由1930年12月11日延到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

就在中共中央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之际,蒋介石不仅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而且也拟定在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这种客观形势,使中共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把召开“一苏大会”与“国民会议”相对抗,作为更现实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31年初,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广大民众“以全力拥护苏维埃运动并反对反革命的国民会议”,抵制国民会议的选举,选派代表出席全中国苏维埃次代表大会。

值此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驻在上海的远东局转达中共中央:必须责令赣南苏区尽快成立苏区中央局,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1月15日,中央苏区遵照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3月21日,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向全党提出了具体任务:“要使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全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都能在红五月中开成,而成立苏区的中央临时政府。”为此,4月17日,临时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具体指导“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

但是,从4月下旬至5月底,中央苏区处于紧张的第二次反“围剿”的战争状态,在红五月召开“一苏大会”的计划显然无法实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于6月1日发表宣言,确定召开“一苏大会”的日期:中央苏区必须在8月1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但仅仅数天后,由于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全力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这一计划再次落空。6月20日,毛泽东等人发出通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举行。

6月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东方部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是有等重要意义”的任务。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南部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有系统的区村(镇)与城市之中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直到建立这些苏维埃区域总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务。”并且对苏维埃的组织形式、选举、政权结构、苏维埃与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党在苏维埃中的任务及苏维埃区域的守卫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再次向中共发出指示,强调要在短的期限内,在有保证的地区里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

9月初,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形成21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拥有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广大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内部由于矛盾分化,暂时无力组织新的“围剿”,苏区获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这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在共产国际的敦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再次作出决议,严令“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各苏区届时选派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

既然“一苏大会”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苏区中央局便负有具体筹备这次大会的。9月28日,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从永丰来到瑞金,加快筹备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中央虽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会”,但并没有指定具体的开会地点及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按照原来的计划,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东进闽西,休整补充,并筹备在福建长汀举行“一苏大会”,以长汀为中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当毛泽东、朱德到瑞金叶坪后,通过对瑞金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江西瑞金比福建长汀更适合“建都”,果断地对原定部署作出调整,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东移福建,而是留驻赣南诸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

瑞金“建都”有那些更合适的条件?从地理位置上看,瑞金处于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是当时敌强我弱条件下建立红色政权的理想之地;从经济条件看,瑞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以保证中央机关和红军的给养;从政治条件看,瑞金长期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防,地主武装力量薄弱,民众政治觉悟高,群众基础好,自从1929年后,一直是比较巩固的红色区域;同时,瑞金离国民党军队主力较远,受敌威胁较小,相对较为稳固。正是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促使了毛泽东等人果断地决定把即将召开的“一苏大会”及新“国都”定在瑞金。

10月3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同意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决定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二、别开生面的“开国大典”

召开“一苏大会”的时间和地点确定后,为了保证“一苏大会”的安全,毛泽东提议在福建长汀设置一个“一苏大会”假会场,而将真会场放在叶坪村。

在具体筹备“一苏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的“开国大典”过程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带领瑞金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在叶坪村东北的一片树林中,新开辟了一块能容纳万余人的红军广场,并用竹木石块筑起了一座红军检阅台。整个广场和检阅台被周围高大的树木覆盖,便于及时疏散隐蔽。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瑞金召开。来自中央、闽西、湘赣、湘鄂赣、湘鄂西、琼崖、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以及红军部队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白区的代表共计610人,聚集于叶坪村,共商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建设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事宜。

在通常情况下,“开国大典”应该在新政府成立后举行,并多安排在白天。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苏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却别开生面。

在当时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红军装备简陋,没有自己的空军,因此没有太大的防空能力,更谈不上制空权。如果白天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和庆贺活动,目标容易暴露,招致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因此,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突然袭击,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大会决定:红军的阅兵典礼特意安排在11月7日凌晨举行;群众庆祝集会则安排在晚上举行。

11月7日凌晨,接受检阅的中央红军各军团代表、红军随营学校和警卫部队代表及附近各县赤卫军和少先队队员一早就来到了叶坪红军广场。6时左右,在数千名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任弼时、曾山等党政领导人登上检阅台。7时整,阅兵开始,毛泽东等检阅了英勇的红军部队。彭德怀担任阅兵总指挥。

阅兵仪式刚刚结束,十多架国民党飞机直飞瑞金县城,企图轰炸“一苏大会”会场。由于红军广场上军民已经全部疏散隐蔽,飞机并没有发现会场目标,只是向县城及近郊扔下一些炸弹,然后飞向福建长汀。在那里,国民党飞机终于“发现”了设在那里的“一苏大会”假会场,又是投弹轰炸,又是低空扫射,把假会场炸得个稀巴烂才“凯旋”而归。当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不能不敬佩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周密。

下午2时,中华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谢氏祠堂里正式举行。会议主席台正面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镰刀斧头红旗,台桌的前沿挂着“工农炮垒”、“民主专政”等布质标语。

项英致开幕词:“同志们!中华苏维埃次代表大会,已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今天,正式开幕了!”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内外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写下了两句着名的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

当天晚上,为庆祝“一苏大会”的召开,瑞金当地红军、附近群众数万人,提着各式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叶坪红军广场,与代表们一起举行盛大的提灯庆祝晚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广大群众一起唱歌、呼口号。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的盛况。

当庆祝活动达到高潮时,红军代表黄克诚登上主席台,朗诵诗歌:

十四年前的今日,

苏维埃联邦在西方诞生,

今年的今日,

苏维埃中国又在东方降临;

这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信号,

这是中俄工农头颅热血的结晶!

9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邓发)组成大会常务主席团;将与会代表分为赣东赣南,永吉泰,闽西,瑞金,红军,以及湘鄂西、赣东北、琼崖、全总和海员等7个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分组讨论;选举项英、张国焘、朱德、任弼时、曾山等人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代表的提案;推选周以栗等8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下午,项英宣读了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及《中华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工人和劳动民众书》、《中华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了《政治问题报告》。

由于交通阻隔,直到11月11日,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及红16军的80多位代表,才克服种种困难抵达叶坪会场。大会随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增选红16军军长孔荷宠,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副主席刘建中,阳新县苏维埃主席洪子清,赤色农民协会代表华国扬等5人为主席团成员。

从12日到18日,与会代表先后听取、讨论了项英的《关于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的《关于土地问题报告》、朱德的《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周以栗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王稼祥的《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的《关于工农检察处报告和关于宪法问题报告》。并相应地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被难群众问题、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问题等决议案。

19日,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63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盨、胡海、滕代远、萧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白、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

这个由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堪称为精干的国家权力机构。当时这63人中已经在瑞金的中央领导有21人,在上海和其他地区的中央委员有11人,除此之外的31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下各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红军代表。

20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在毛泽东、项英分别致闭幕词后,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向全体代表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全场欢声雷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当天晚上,数万群众提灯演戏,施放烟火,发表演说,欢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的建立,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布告》,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以国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并存对立,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

也正是从这时起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的近3年时间里,瑞金以个红色政权“首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精简、廉洁的国家机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权机构,是根据全国“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有关规定组建起来的。而这个《宪法大纲》,则主要是根据1927年《苏联宪法》制定的,因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显然是仿照苏联的国家机构建立的。根据宪法规定:全苏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行政机关,是全国“立法”、“行政”、“司法”的管理机关,监督宪法和全苏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决议、命令之施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的行政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会议选举毛泽东兼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兼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由中央人民委员会提名,设立九部一局的国家机构,部长称“人民委员”:

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项英兼任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任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任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任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张国焘兼任司法人民委员,邓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由于张国焘和瞿秋白暂时不能来瑞金就职,司法和教育人民委员由梁柏台和徐特立分别代理。

其实,这次会议主席、副主席的人选,是临时中央早就内定的。1931年10月,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对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选作出指示:“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逸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担任)。”

当时,任弼时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进入中央苏区的,他身上带有中央圈定的未来中央政府领导组成人员名单。按照原定的方案,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副主席应为张国焘和曾山。但任弼时在1931年10月31日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议项英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员(后改为内务人民委员)。任弼时的报告得到了上海临时中央的同意,项英不仅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主持了“一苏大会”,而且当选为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位居张国焘之前。

“毛主席”这一称谓早叫起,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当会议宣布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时,委员们站起来热烈鼓掌。这时,任弼时走上主席台,提议“请毛主席讲话!”一霎间,大家还不知道叫谁,略停片刻,人们将目光投向毛泽东,热烈地鼓起掌来,异口同声地喊着“毛主席”。在此之前,人们对毛泽东称呼通常为“毛党代表”、“毛委员”、“毛总政委”,这次突然称他为“毛主席”,自然很不习惯。但从此以后,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而已。

“一苏大会”结束后,谢氏祠堂用木板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只有10平方米那么大,门口挂着“某某人民委员部”的牌子。一个小房间,便是一个部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部、一张桌子、一张木床和两把椅子。这些小房间,就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各职能机构,涉及组织、宣传、财政、土地分配、交通运输、教育、卫生、银行、邮政等等。现代国家的一切职能部门,几乎都能够在这些小房间里履行。机构设置的全面,工作人员的干练,组织制度的高效,令人叹为观止。

据沙洲坝毛泽东旧居的解说员向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走长征路”小分队介绍:1996年9月,当江泽民总书记参观瑞金叶坪、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旧址时,曾感慨地说:苏维埃党政机关是这样的精简高效,锦涛同志来看看,对我们机构精简一定会有启发!

这些部委的简陋设施,远不如今天一些大机关的传达室。但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个部委,都是从那一个个小房间发展而来的,大多数部长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只要稍微留意,便会发现:

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后来成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代理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二苏大会”的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内务人民委员曾山,后来成为政务院内务部长;

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后来成为人民法院院长;

苏维埃政府法院院长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此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胡耀邦等人,都在苏维埃政府机关、军委机关或工青妇机关任过职。据初步统计,曾在红都瑞金工作过的新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达44人之多。

苏维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均实行“议政合一”制。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基层政权机构。这些基层政权,与省、中央苏维埃政权一样,实行选举制度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省、县、区苏维埃政府,均设立简练、高效的办事机构。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权,苏区政府干部,上自主席毛泽东,下到乡苏维埃工作人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以廉洁高效的精神风貌,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

毛泽东领导沙洲坝军民开挖“红井”,无疑是一曲流传甚广的反映苏区干群关系异常融洽的动人故事。

沙洲坝,原来是个干旱的地方,这里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此前,也曾有人想挖井,来解决饮水问题,但当时群众一缺乏资金,二迷信风水先生。他们说,该地的龙脉是条旱龙,不能打井,打井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所以没人敢冒犯。于是,该地群众祖祖辈辈吃水要到山脚下的泥塘里去挑。1933年4月,毛泽东从叶坪搬到这里,知道了这种情况后说:“我就不知道天命,只知道革命,只要革了命,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看还是打口水井好!”说干就干,他亲自选定井位,带领群众打出了一口甘甜的水井。一位老婆婆高兴地说:“毛主席,你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央各机关掀起了开挖水井热潮,解决了沙洲坝群众的吃水问题。

红军长征后,当地群众为保护这口水井,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反动派白天把井填上,群众晚上又把井挖开。在这种填填挖挖的反复较量中,可以感受到苏区群众与共产党干部建立起来的鱼水深情。1950年,沙洲坝群众将这口水井进行维修,尊称为“红井”,并在井台上竖起一块木牌,上书“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十四个大字,以表达苏区人民对毛主席和红军的思念之情。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在中央苏区广为流传的山歌,真实地表达了广大苏区群众对他们的好公仆--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有人对苏区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作了认真研究后,曾公允地评价说:“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历史清正廉明的政权,苏区干部是中国历史上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官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成为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一个突出表现。”

四、二苏大会与共和国使命的新征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办公机构驻在瑞金叶坪。1933年初,由于叛徒告密,苏维埃中央党政机关所在地多次遭到敌机侵扰。为了避免敌机轰炸,1933年4月,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陆续迁至瑞金县城西北的沙洲坝。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沙洲坝元太屋杨衍兰私厅,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等先后在此办公和居住。中央人民委员会驻沙洲坝元太屋杨家财私厅,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仅一墙之隔,中央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分驻沙洲坝附近村庄。

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在赤色首都瑞金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8月13日,中央发出召开“二苏大会”的通知,指出:“冲破敌人的五次‘围剿’是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的中心任务”,规定大会召开日期为1933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

“一苏大会”是在叶坪谢氏祠堂召开的,由于中央各机关已迁到沙洲坝,“二苏大会”会场决定设在沙洲坝。为了保障“二苏大会”所必需的开会会场,中央政府决定在沙洲坝兴建一座具有中央政府标志的大礼堂。

这座大礼堂是由中革军委总参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担任工程设计者,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袁福钦负责工程的施工指挥。8月1日,大礼堂破土动工,半边由来自福建的红军和技术人员建造,半边由来自江西的红军及技术人员建造。双方展开了劳动竞赛,仅用了3个多月便完成这座着名的建筑。该大礼堂座北朝南,其造型为八角形,从高空俯视,犹如一顶红军的“八角帽”。“帽”的四周是17道绿色的双合大门,便于人员疏散;18根圆柱支撑着整个楼房和屋顶,楼面呈回廊式,楼下成半圆形排列着五人条凳,整个礼堂可容纳2000多人。礼堂中安装了许多玻璃窗,有着良好的采光效果。在大门正上方,嵌有苏区“秀才”黄亚光书写、设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十四个楷书大字和地球仪,使整个礼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为了保证开会安全,大礼堂外还修建了能容纳数百人的防空洞。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沙洲坝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和《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等文件,完成了“二苏大会”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在党和政府内进一步受到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的排挤。

1月21日上午,在沙洲坝形中央政府运动场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和蔡畅分别在阅兵典礼上讲话。下午2时,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满洲、四川、山东、河南、广东、东江、南雄等苏区和国统区的代表,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的报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苏维埃各种法令,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等。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大会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27日又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总结;朱德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林伯渠作《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吴亮平作《关于苏维埃建设决议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修正的《苏维埃建设决议》、《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及《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

2月1日,大会闭幕。毛泽东、项英等175人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邓子恢、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2月2日上午8时,在叶坪红军广场上,苏维埃中央政府举行“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这座纪念塔,连同广场周围的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都由钱壮飞设计建造。那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金色大字的塔身,尤如一颗紧弦待发的炮弹耸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座用朱红色条石筑砌,象征着烈士的鲜血染成;炮弹形的塔身布满着一个个小石粒,象征着无数革命烈士凝结而成。在这座高13米的纪念塔的正前方地面上,用煤渣铺砌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苍劲大字,表达了苏区人民对革命先烈无比的崇敬和怀念。

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次会议,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作为权力机关首脑的毛泽东,不再兼任执行机关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11个人民委员部。王稼祥、朱德仍分任外交、军事人民委员;邓振询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毛泽民为国家银行行长,钱之光为外贸总局局长,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为临时法庭主席,谢觉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赵宝成为总务厅厅长。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1934年7月,由于国民党飞机时常轰炸沙洲坝,苏维埃中央政府迁到瑞金西部的云石山。毛泽东、张闻天及机要人员等人驻在云山古寺,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驻云石山(梅坑)附近村庄。

由于“左”倾中央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越来越小,不得不“举国大搬家”,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央政府机关正是从云石山出发,迈开了万里长征步。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仅存在了近3年。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为“流亡政府”,由于军情紧急,它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实际上成为“三位一体”。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随后,经过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尝试。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短短的3年时间里,锻炼了大批干部。他们在领导红军、建设政权、发展生产、开展互作合作运动、管理交通邮电、组织商业贸易、主管财政金融、从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成为此后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力量。

更重要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预演。从赣南山坳里红都瑞金的“开国大典”,到18年后的古都北京的开国大典,从叶坪红军广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从红军烈士纪念塔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从红军检阅台到天安门城楼,从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到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它们之间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似乎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是的,在这相似的表像背后,包含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跨越。这次历史性的跨越,尽管不是从瑞金开始的,但赣南那个幽静的山坳小城,难道不是中国革命漫漫征程中不可或缺的“奋起一跃”之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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